胡锦涛总书记论科学发展观
◆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主要任务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要统筹推进各项改革，努力实现宏观经济改革和微观经济改革相协调，经济领域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相协调，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协调，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
──摘自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所做的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重要讲话
认 识 篇
（记者 王永前）
编者按：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重要升华，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如何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怎样才能在思想观念上真正确立起科学发展观？又应如何把科学发展观扎扎实实地贯彻到具体实践中去？请看——
权威专家纵论科学发展观
中央为何提出科学发展观？
2月16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的开班式上，中央领导高屋建瓴地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正确选择，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迫切需要。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蕴含着深远的理性思考，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央党校科社部副主任王怀超分析说，改革开放后，中央做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战略决策，并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路线。20世纪90年代初，党中央又制定了快速、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方针，特别是制定并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开始注意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和人口的协调问题，开始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十五”计划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但是，各地在实践中大都还是把经济增长，特别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作为发展的核心，客观上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重视不够。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的进一步深化和创新，是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努力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汲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提出来的。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深刻地指出：首先，科学发展观是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提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不可否认，也存在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发展不够全面，也不够协调，持续发展能力较弱，如城乡差距拉大、就业压力增加、区域差距扩大、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社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等等。从“九五”以来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消耗一度下降，但近两年有的地方却出现了旧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回潮的势头。这些矛盾和问题，有些是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难以避免的，有些则是由于发展观的偏差所导致的或者所加剧的。针对发展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提出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客观要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难点在农村，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在城市里也有两三千万居民生活水平较低。怎样才能让城市和农村中生活困难的群众过上小康生活，充分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光是追求GDP的指标，它还应包括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善、文化生活和精神道德水平的提高，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全面发展。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要求，需要我们转变过去的发展观念。
再次，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总结了过去各种经验教训后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在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我们有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如建立社会公共卫生体系、加强农村义务教育等，然而这些好的做法却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有所流失。与此同时，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一些新的体制、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相对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水平，社会领域的发展明显滞后，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更不能适应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改善的要求。去年非典疫情的突袭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所以，我们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要求来做。另外，过去由于过多地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造成资源大量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生态进一步恶化。在制定“九五”计划时，我们提出要实现两个战略转变，一个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一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九五”到“十五”期间，我们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取得显著成就。但是从最近两年的发展情况看，良好的局面又出现了一定的恶化。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一定要走降低能源消耗的路子，靠高投资、高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最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表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水平使我们有条件解决过去想解决而解决不了的问题。许多社会发展问题，如科技进步、教育发展、环境治理、生态改善等，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过去在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增加供给，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上，其他方面很难顾及到。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基本实现了小康，国家的财力和经济实力有了明显增长，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经济发展到目前这种水平，我们有条件、也有能力解决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事情。
可以说，新的发展观既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又符合当代中国国情；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又包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对全球、对人类的负责态度。如果将这一发展观付诸实践，将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将对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科学发展观应有之义
专家们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纠正一些地方和领域出现的重经济指标，轻社会进步；重物质成果，轻人的价值；重眼前利益，轻长远福祉的偏颇。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并不意味着发展经济已退居次要位置，更不意味着经济建设不重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昭示我们：经济发展虽然不是发展的全部内涵，却是发展的核心内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明确指出：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基础，我们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没有过去20多年的高速增长，就没有今天的大好局面。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是以经济持续发展为基础的。我国20多年来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中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都说明：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更不是单纯追求GDP的增长──GDP是全世界通用的重要经济指标，具有综合性和简便易行的优点，也有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结构和质量、不能反映人们实有的福利水平的缺点，而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经济不发展天下不会太平，社会问题不解决也不可能长治久安，甚至会酿成严重的危机。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社会发展。相反，解决社会问题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著名“三农”问题专家陈锡文告诉记者，过去单纯地追求GDP的增长不是真正的发展。一些地方的领导眼睛只盯着GDP的增长，争当“GDP书记”、“GDP市长”。GDP固然重要，但一个地方GDP增长很快，同时“三无（土地、岗位、保障）”农民大量增加，怎么能叫发展呢？如果我们不注重“三农”问题，不注重农民的收入问题和生活状况问题，很可能最后会落到“拉美陷阱”里头去。
陈锡文对他去巴西考察的那次经历感受至深。巴西农业部给他提供了三个数据：巴西2002年人均GDP超过了3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82%，但贫困人口却占到国民人口总数的34%。一边是现代化，一边却产生了那么多穷人；有增长、无发展，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这就是人们常提到的“拉美陷阱”。
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深刻地警示我们：既不能以经济发展代替社会发展，也不能因为强调发展的全面性而否定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更不能否定经济建设这个党的工作中心。我们必须在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基础上，来统筹各方面，促进全面发展。之所以要这样，从根本上说，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发展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改变落后、赶上先进的问题。据专家测算，如果美国年增长率为3%，中国年增长率为8%，那么中国需要68年才能实现人均GDP与美国相当；如果美国增长率为4%，中国增长率为7%，那么中国需要118年才能赶上美国。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财富的增长，始终是发展最核心、最基本的内容，没有物质的快速增长，其他各方面协调发展的社会目标就很难实现。
五个统筹的实质与内涵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的思维理念。它的基本内涵是：一是全面发展；二是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所谓全面发展，就是要着眼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所谓协调，就是各方面发展要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所谓可持续，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满足当代人的基本需求，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王梦奎指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这五个统筹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其实质，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
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是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我国正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将是今后几十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三农”问题过去主要是农业生产问题，现在是在围绕“农”字做文章的同时，更要注重从“农”外找出路，通过“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促进“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下一步的经济改革，要着眼于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国家政策要对解决“三农”问题给予更大支持。
统筹区域发展的实质，是实现地区共同发展。保持比较发达的地区快速发展的势头和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都是国家的既定政策。地区差距不仅表现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也表现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还表现在省、自治区内部地区之间。地区差距问题要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得到解决。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改革的深入，经济发展中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出来。社会发展领域存在的问题，许多同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职能不到位有直接关系，需要转变政府职能。社会保障、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等领域有其特殊性，政府必须承担起应负的责任，不能简单地提“市场化”或“产业化”的目标和口号。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实质，是人口适度增长、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我国是人均资源比较少的国家，资源约束是伴随工业化、现代化全过程的大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技术政策的选择，乃至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都必须考虑资源约束和环境承载能力。从古代的屈服和崇拜自然，到产业革命以来大规模征服自然以至破坏自然，发展到现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这是人类进步的标志。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的实质，是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顺利实现中国经济的振兴。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正在发生带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现在面临着和改革开放初期甚至和十年前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过去在封闭经济、进出口很少、外汇短缺条件下形成的体制和政策需要改革，许多经济观念也需要更新。目前，适当增加资源密集型产品进口，更多引进先进技术是有好处的。在对外经贸关系方面，我们追求的是“双赢”局面。贸易摩擦是任何经济贸易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无法回避的，要用平常心看待这一问题。
王梦奎进一步指出，真正做到这“五个统筹”，还有赖于制度的创新，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五个统筹”是从全国总体情况提出来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在实践中，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各异，统筹协调的重点也有所不同。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来的，是我们党在重要文件里第一次响亮地提出这样的要求。
郑新立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围绕的中心就是要满足人民的这些需要，包括生存的需要、发展的需要和享受的需要。我们国家人口这么多，区域发展也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基本生存的需要早就满足了，像上海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37.2%。地区发展水平不一样，人们的需求也不一样，我们要努力满足13亿不同层次的人的需要。同时还要看到，实现群众的愿望，满足群众的需要，维护群众的利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细心体察群众愿望和利益要求的变化，使我们的政策措施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群众利益，使我们的工作更好地、更有力地体现群众利益。
其次，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个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位，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只是经济的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科技水平的提高，更包括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的全面进步，归根到底，是为了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
另外，注重以人为本，也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具体体现在为群众切实解决生产生活问题上，体现在以人为本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中。应该看到，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我们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做好了、做扎实了，我们就能凝聚起齐心协力战胜困难、推进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我们一定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个道理，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自觉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从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入手，通过发展经济，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要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根本尺度。
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是实现五大转变
专家们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在于狠抓落实，努力实现五大转变：
一要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当前，存在于某些地区和部门领导干部头脑里的发展观念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有的依然把“发展是硬道理”简单地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有的依旧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视为“以速度为中心”，还有的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追求产值，甚至弄虚作假，贪大求洋，热衷于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借“统筹”之名搞新的形式主义，如有的打着“统筹城乡”和“城乡一体化”的幌子，动辄提出搞什么“国际一流”、“超一流”，歪曲和背离科学发展观的真正内涵；有的热衷于贴“标签”、炒概念，以口号代替对“五个统筹”的具体贯彻落实。这些情况表明，转变发展观念仍然十分艰巨。
二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一是要以提高质量效益为中心；二是要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标，加大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力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全社会提倡绿色生产方式和文明消费，形成有利于低投入、高产出、少排污、可循环的政策环境和发展机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全面建设节约型社会；三是要以科技进步为支撑。
三要进一步转变经济体制。要着力推进以下几项改革：一是要深化财税、金融和投资体制等改革，从体制上解决产业结构趋同、增长方式粗放、低水平扩张的问题。二是要消除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有序推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引导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合理配置，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三是要深化社会领域的改革，推进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体制改革，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四是要推进劳动就业和社会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为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创造条件。
四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要抓紧建立对工作实绩进行考核评价的新的指标体系，不应仅仅考察GDP的增长，还要同时考核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等其他指标，引导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五要进一步转变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坚决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注意在实践中形成新思路，在群众中寻求新办法。要着力解决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惟其如此，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落在实处，才能真正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下去。◇（编辑：林双川）
求 解 篇
（记者 颜彦 李力）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进步
经济和社会，“两腿”都要长
“我们历来是主张两条腿走路的，现在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这是走不快的。”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如是说。他说的“长腿”指的是“经济”，“短腿”指的是“社会”。
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达到3000美元。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在人均GDP处于500美元～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关键阶段，也往往对应着社会矛盾最为严重的时期。用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常说的话来概括，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阶段，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占有资源不同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还会拉大，而随着收入提高及差距拉大，各种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如果处理不当，就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都在这一阶段出现了经济停滞甚至社会动荡。
在这个阶段，社会消费升级日益多样化，与此同时，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要求日益提高，而新的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定型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新旧体制、机制的衔接又不及时、不到位，就有可能产生社会无序、行为失范等问题。
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已经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如果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适时地转化为二、三产业的职工和城市居民，农民的收入就提不高，购买力就上不来，内需也就扩大不了，二、三产业的发展也就快不起来。公共服务不能普遍惠及广大群众，就会滋长不满，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接受采访的专家纷纷指出，现在是到了强调社会发展，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
不协调的五大表现
经济的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陆学艺认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之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发展了，经济结构调整了，但社会结构没有相应地调整过来。社会结构包括的面比较广，有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阶层结构等等。我国工业化水平已达到中期阶段，但城市化率处在较低的水平，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乡关系严重失衡，阻碍了第三产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也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二，经济发展了，但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没有相应的发展，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仅以教育和卫生事业为例：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工作很有成绩，但是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还不理想。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8年，我国仍有9％的成人是文盲。
我国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城乡之间分布很不平衡。据卫生部的资料显示，87％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十分严重。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指出，全世界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排名，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为第188名。这同我国经济实力在世界排名第六的地位，实在不相称。
第三，社会管理相对落后，各类事故频发，造成人、财、物的莫大损失。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有现代化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还要有现代化的管理。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硬件”要现代化，“软件”也要现代化。许多城市遍布高楼大厦、豪华宾馆、宽广平坦的马路、各种名目的广场，铺草坪种大树，硬件都相当现代化了，但就是社会管理跟不上，存在着交通拥堵，儿童上学、老年人就医困难，环境脏乱差，空气污染等问题。
第四，社会事业的管理体制落后。我国的各级各类学校、科研院所、文化单位、医疗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大多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运行，机构庞大，人浮于事，规章制度僵化，运行成本很高，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人民群众很不满意。
第五，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协调。我国是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多，现在又处于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的阶段，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等多种因素导致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这将是今后一个较长时期里困扰我们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如何迈向协调之路
如何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关键是从当前最为突出的主要矛盾入手。
第一，从根本上讲，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长短腿”问题，要靠国家和地方政府扩大对社会发展方面的投入，改变目前政府投资偏重于经济建设而对社会事业偏少的格局。积极向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领域倾斜，向生态环境保护倾斜。
第二，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必须发挥作用，从加强税收等方面的“二次调节”，解决地区之间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成为今后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核心。
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中间阶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分配差距比较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这样的社会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之中，社会阶层结构也在不断地变迁。目前还有近60％的农村人口、50%的劳动力以务农为主。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较小。能够纳入中间阶层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仅为18％左右，与西方国家的40％还有不小的距离。
第三，建立合理配置公共资源的制度设置。从近期看，社会政策创新的可操作方向是合理地配置公共资源。而其中最为有效的操作平台，是建立公正配置公共教育资源的制度，制定提高普通社会成员尤其是困难群体的竞争能力和技能教育的培训政策。教育是促进经济增长、矫正各种不公平的起码条件，是保证社会的机会相对公平的最重要的制度设置。
第四，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为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还要注意全面构建现代化的社会管理体系，积极构建“中国社会稳定预警系统”。社会稳定预警系统，就是要科学、定量、实时地诊断、监测并预警社会稳定的总体态势。这个系统之于社会的作用是什么呢？形象地说，就是在没有“起火”之前，通过一系列指标的监测，发出警示；而现有的系统像消防队一样，必须等“起火”了才能出场。目前，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应系统，监测全球或区域的稳定状况和动乱热点，分别为其战略决策、安全体系、外交政策、经济发展、政策后效评估、危机综合对策等提供全方位服务。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社会稳定预警系统的研制和运行十分必要。
第五，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减轻就业压力。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2004年“社会蓝皮书”中有一连串让人心感沉重的数字：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上升，1995年为2.9%，1999年为3.2%，2001年为3.6%，2002年为4%，2003年很可能达到4.5%，登记失业人数将超过700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继续增加，2003年6月底，下岗职工达464万人，而再就业率则逐年下降，1998年为50%，1999年为42%，2000年为35%，2001年为31%。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增加，2002年进城镇务工经商农民达9460万，现在还呈增加的趋势。
就业是民生之本，经济和社会要协调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就业问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认为，这有赖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为此要正确认识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关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与扩大就业之间的联系被大大削弱了，经济高增长、资本高投入并没有带来较高的就业增长。当时我们走的是一条资本密集和资本深化的工业化道路，全国少创造了上亿个就业机会。
真正化解就业问题，除了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还须进一步改善就业环境和采取适当的政策支持。专家们建议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深化劳动管理、户籍制度和社保体制改革，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加强对劳动力市场收费，拖欠民工工资等专项检查。二是把增加就业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各级政府要努力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建设一些既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又能增加较多就业的资源开发、生态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工程。大力开发公共卫生、城市环保及社区服务等就业岗位。三是采取减少国有房屋租金或给予适当的房租补贴及降低其他有关税费等办法，鼓励个人和家庭从事小商品、饮食业、市场中介服务业。四是鼓励非政府非盈利的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重点发展教育培训、公共信息服务和公共管理。五是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类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进一步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限制，在投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给予支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拓宽社会就业渠道。
只要我们真正提高认识，充分注意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意义，经过努力，我国的经济社会一定能够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编辑：颜彦）
统筹城乡发展 破解“三农”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陆学艺）
新的发展观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把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为下一步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
破解“三农”问题，或者说当前农村工作的任务有三条：保证有效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保持社会稳定。现在，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但农民问题、农村问题还没有解决。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现在的农民问题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是农民人口众多。至今还有9亿多农民。
一个工业化现代化国家，不应是一个农民占到了75%的国家。如何减少农民这是我们今后要完成的重大任务之一。
二是农民较穷。农民穷是比较城市居民而言的，是比较我们的经济成就而言的。十六大报告说我们要建设惠及十几亿人的“全面的小康社会”。从1978年到2001年，我国的GDP翻了三番多，年递增9.35%，但农民的收入却没有得到很大的增加。这几年略有增加，主要是靠打工和非农经营收入。事实上中国现在还有62%的农民单靠农业收入，而这部分农民的收入，这些年是在减少的。城乡人均收入差距1995年是2.72∶1，2001年为2.92∶1，2002年为3.1∶1，2003年扩大为3.2∶1。
三是农民内部的分化。表现在收入上，前面讲的农民收入是平均数，在平均数下面掩盖了很多问题。以2001年为例，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366元，其中在平均数以下的占58%。有13.22%的农民的收入在1000元以下，也就是还有1亿多人为贫困农民，其中2000多万为绝对贫困农民。
四是当前农民失地带来的问题。有不少地区在“加快城镇化”、“经营城市”等口号下，空前规模地侵夺强占农民的土地，所到之处，毁农民的庄稼，拆农民的老屋，强占农民的耕地，逼迫农民迁移；只按计划经济时期规定的标准给予极少的土地补偿费。这种不平等不等价的交换，一方面使失地农民数以千万计，另一方面有些地区的政府、官员、不法房地产商则从中渔利。这数万亿元资金，成了这些年不少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并主要用于城市建设，这对农村对农民则是莫大的损失。有人推算，这笔资金如果大部分能用到农村的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上，那么，农村的发展将大为改观，城乡差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悬殊。
这种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征地办法，现在看是多快好省的，实际上后患无穷，既对农民不利，对农村发展不利，对国家对城市发展也是不利的。
我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还依然严重，需要进行认真反思，找准原因，科学制定出相应的方针和政策。
首先，从根本上说，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一套农村、农业政策还没有得到改变。我国一开始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实行合作化，农民丧失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农业的任务就是保障供给，保证满足国家对农产品的需要。农民向国家交售的粮食的价格是由国家来定的，农民卖粮给国家叫作给国家做贡献，是卖“爱国粮”，根本不是等价交换。因此，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个深化改革的问题。
其次，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实行城乡分治的户口制度，形成了我国“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社会结构。在经济上，农业人口和城市人口在税赋、就业等方面所享有的国民待遇不同。而这种不同在政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时，城市人口是24万人选举产生一个代表，而农村人口却是96万人产生一个代表。在社会上，农村人口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市人口所享有的国民待遇也是不一样的。有人统计过，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在国民待遇方面有14个不一样。
再次，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不利于农村和农民。为什么农村的义务教育问题长期解决不好？其根源就在于现有的义务教育经费分配格局严重不利于农民和农村。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现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只负担2%，省地两级负担11%，县级负担9%，78%的经费要由乡镇这一级来负担。既然是实行义务教育，就应该是城乡一体的，都应该由国家来承担，或主要由省级财政来承担，不能往下推压。
国家卫生经费的分配格局也不利于农民。国家每年的卫生经费支出是几千个亿，但是85%给城市，只有15%给农村。现在农村的合作医疗体系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很多地区的农村缺医少药。
最后，是认识上的严重滞后。一个重要问题是：我国是否已经到了该反哺农业的时候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一般是20多年以后就开始反哺农业，日本、韩国都是这样。而我们现在已经过了50多年了，还在大量地向农民索取。我国的城乡差距这些年不仅没有逐步缩小，反而是通过以下两个渠道，使得城乡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
一个是通过农民工。据农业部统计的数字，2002年我国有农民工9460万，按当年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每个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2.5万元的价值，但他们的平均工资却只有8000元。每个农民工为打工的城市做了1.7万元的贡献。这样9460万农民工共给国家和城市做了1.6万亿元的贡献。农民工老了，病了，残疾了，送回农村；农民工的老人在农村养着，农民工的孩子在农村接受义务教育。城市只用农民工的劳动，农民工的一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全推给农村。这样的不平等不等价交换，农村焉能不穷，农民焉能不苦？
另一个渠道是通过征地。全国征地所得一年好几千个亿，哪个地区征地越多，富得也越快。这就使得城乡之间本来就很大的差距变得更大了。
从以上分析可知，不从根本上解决体制性的束缚问题，我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就远不能得到解决。要深化农村体制改革，进一步把农民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要下决心改革户籍制度；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要向农村和农民倾斜，特别是文教、卫生等公共服务方面；改革乡镇现有的行政体制包括财政体制，逐步缓解乡镇一级负债累累、干群关系紧张的局面。
特别是，要改革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度。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定，天下定。虽然我国政府一再重申现有土地承包制度不变，但事实上农村的土地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因为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度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有人建议实行土地国有制，把土地的所有权收归国有，使用权归农民，再不变更。农民可以转让自己承包的土地给别人耕种，以实现农村土地的合理流动。另外，还有人建议把宅基地还给农民。现在农民的宅基地属于集体，农民既不能出售，也不能抵押。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解决“三农”问题，只靠发文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央还应该有一个专门而明确的机构来具体领导和指挥。为此，有人建议不妨恢复农村工作部◇（编辑：颜彦）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催生“绿色GDP”
“拼资源换增长”已走到尽头（记者 颜彦 王秀真）
科学发展观中极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落实到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上来。为何如此强调？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为我们细解原因：
一是中国生态环境的先天脆弱性。其脆弱性，明显超出全球平均状况：国土面积的65%是山地或丘陵、70%每年受季风影响、33%是干旱或荒漠地区……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一个残酷的现实是：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生活和生产。
二是中国人口多、资源相对不足日益成为制约发展的突出矛盾。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600多个城市中，400多个缺水，其中110个严重缺水。我国人均耕地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石油、天然气、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分别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9.7%。
三是我国这2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能源浪费大、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日益凸显，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
无序、无度的消耗，迅速透支着我们宝贵的资源。以下是来自国家环保总局的一组沉甸甸的数据：
──从上世纪50到90年代，每年沙化土地扩大面积从560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我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
──1952年我国人均耕地2.82亩，2003年人均耕地减少到1.43亩，在各地轰轰烈烈的“圈地”热潮中仅最近7年全国耕地就减少了1亿亩，被占耕地大量闲置。同时，土地利用强度加大，土地肥力衰退，我国的中低产田比例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2／3增加到上世纪90年代的4／5。
──我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
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
实现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
从资源、环境现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来看，我国现在必须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摒弃传统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变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的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单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观念。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完善核算体系，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科技进步，加快体制创新，强化企业管理，引导合理消费，提高国民素质。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管理信息系统系副主任雷明认为，从技术层面上看，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产生于三个方面：一是资源消耗增长过快；二是资源利用效率过低；三是资源再生化率不高。现在我国许多大宗消费的战略性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靠程度已经很高。去年我国消耗的铁矿石和氧化铝约50%、铜约60%、原油约34%都要依靠进口。而同时，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过低。我国每新增GDP一块钱要比世界其他国家平均多消耗3倍以上、比日本多13倍以上的能源。此外，从资源再生化角度看，我国资源重复利用率也远低于发达国家。比如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而且水资源循环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50％以上。
有关资料表明，如果维持现有消费水平不变，全球化石能源总储量只能维持人类消费100年左右，而在全球能源能产量中，国际贸易量不到50%，重要资源被少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垄断，国际自由贸易量的比例更低。一方面是国内、国际资源供给紧张，一方面是资源利用方式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针对这一状况，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我国必须加大资源的循环利用，走循环经济之路。
他介绍说：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循环经济则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与传统经济模式相比，循环经济要求按照生态规律组织整个生产、消费和废物处理过程，其本质是一种生态经济。
发展循环经济是国家行为，要求政府积极而科学地介入。潘岳强调，政府必须具备“绿色控制”能力，从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到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将环境文化的理念从单纯的自然环境保护扩展到教育、科技、企业经营及废物处理等诸多环节之中。
毫无疑问，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途径。
呼唤绿色核算体系
接受采访的专家指出，必须排除干扰，用“绿色核算体系”来重新审视和把握经济发展之路径。
目前在评价经济状况经济增长趋势及社会财富的表现时，使用最为广泛的是由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等。然而，这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不能完全反映自然与环境之间的平衡。
牛文元教授指出，在评估成本与资本时，国民经济核算忽视了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而这已经危及到维持经济发展。此外，由污染导致的环境质量下降，以及对人类健康和财富的影响，甚至用来维持环境质量的费用，也被当作国民收入、社会财富的增加来加以核算，而实际上这些费用只应当作为社会的维持成本。
这些缺陷使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仅无法衡量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的经济损失，相反还助长了一些部门和地区为追求高的GDP增长而破坏环境、耗竭式使用自然资源的行为。“可以肯定的是，目前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来获得的。有些GDP的增量用科学的发展观去衡量和评价，不但不是业绩，反而是一种破坏。我们要加快发展、加速发展，但不能盲目发展。”牛文元说。
据雷明计算，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至少有3％~7％的部分是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环境取得的，属“虚值”或者说“环境欠账”。这个数字意味着，在我国整个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从实现可持续发展角度看，理想情况应从每年GDP新增部分拿出40％~60％对环境进行补偿。
各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单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不可能持续。建立绿色核算体系和绿色GDP核算与数据发布制度已势在必行。我们相信，绿色核算体系的建立将对我国国民财富的积累产生重大的影响，对实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三赢”目标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据了解，国家发改委将与国家统计局一起，会同国家环保总局、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加紧研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绿色GDP核算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不仅包括物质文明，而且包括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科学考核体系，以有利于促进各地区、各部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注重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编辑：李力）
统筹区域发展 缩小东西差距 （记者 李力）
在最近的一次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当记者问到有哪些数据最令总理忧心、牵挂和关注时，温家宝总理提到了东西差距问题。他说了一个数字，即中国沿海五六个省市GDP的总值占到了全国的50％以上。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地区差距由此可略见一斑。
由于我国东西两地在自然地理条件、物质技术条件和经济增长惯性等方面的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要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目标，要求我们必须努力尽快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
也正因如此，继上世纪80年代沿海发展战略、90年代末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全面贯彻统筹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布局，坚定不移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继续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实现现代化，实行东西互动，带动中部发展已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目前我国新的区域发展格局正在形成，即：西部提速，东北攻坚，东部保持，东西互动，拉动中部，而统筹区域发展，建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的意义则是不言而喻的。
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沈玉芳教授指出，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必须要有新思路。在这方面，既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相关机制和习惯做法，又要根据我国现实情况，解决我国体制转轨情况下所特有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照顾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的构建，应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新概念的区域规划机制和相应体制；2.建立区域发展合作机制和相应体制。
根据市场经济的特点，新的区域规划一是必须摒弃以前那种自上而下、政府操控、以计划为形式、以生产力布局为主要内容的一统性的刚性规划；二是必须拓展现有区域规划的内涵，采取发展规划、控制规划和经济调节政策相结合的形式；三是必须把定期性的涵盖全国范围的常规性区域规划和不定期开展的有重点的大区域规划结合起来；四是必须有相关法律制度做保证，没有经过任何公众咨询的规划政策，在法律上都应视为无效。每一轮新区域规划的出台，都必须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区域规划的实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实施步骤和操作程序进行。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中国地区经济分析系列课题组”的专家也对协调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建议。第一，要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强化经济区域功能。打破部门、地域界限，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结构优化、效益优先”的原则联合起来，推动城市间、地区间的规划联动、产业联动、市场联动、交通联动和政策法规联动，通过整合区域资源，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壮大跨区域的龙头产业，以较低的成本促进产业优势的形成。
第二，加强行政区划调整研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我国现行行政区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因素越来越明显，改革的要求越来越迫切。通过行政区划制度的变迁使各地方利益集团之间重新签约，对资源和利益进行重新分配，是一种体制创新思路，有利于改善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也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思路。目前在不完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第三，做好大区域发展规划。2003年以来，特别是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有关区域经济整合的会议频频召开，相关的政策和措施正在或将要出台和实施。因此，对中央政府而言，应及早考虑跨行政条块的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大都市圈怎样才能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调控好的问题，考虑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大区域中的交通系统、信息网络、金融监管、司法体系和环境保护等等，如何配置得更为合理，做到未雨绸缪。
第四，要理顺资源价格体系。现在我国区域间合理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主要阻力有两个：一是自然资源产品相对低价、工业制成品相对高价的不等价交换，二是地区分割和地区封锁。因此，协调区域市场需要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理顺资源价格体系，提高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程度。
此外，对不发达地区给予政策支持、加强不发达地区的智力培育也是国家必须做的。国家要在各地区发展的着重点上集中投入资金、引入技术，培植主导产业部门，使之真正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
最后就是要进行传统产业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不发达地区大多不具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人才和资金等条件。一个区域的经济优势往往根植于经济特色上，切勿盲目攀比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了实现这一发展目标，需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使不发达地区尽快形成各具特色的中小企业集群，造就其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编辑：林双川）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记者 李力）
在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有的对本国经济实行严格保护，结果保护了落后，延缓了发展；有的盲目扩大开放，过度倚重出口，依赖外债，结果丧失自主权，导致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造成经济停顿甚至倒退。这些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要正确认识本国国情，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把握开放节奏，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中求得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
资料显示，目前我国90％以上的一次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材料和30％以上的生产生活用水来自矿产资源，这种状况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
随着我国经济强劲增长，资源约束日渐明显，最突出的是石油资源。尽管我国是世界石油生产大国之一，但石油消耗增长过快，产量远远赶不上用量。现在我国每年要从国外进口原油数千万吨以上，今后依赖程度还会继续加大。石油是一种为国际大资本操纵的具有高度投机性、垄断性的特殊商品，其价格若出现剧烈波动，将对我国经济稳定发展造成很大影响。此外，我国铬、钴、铂、钾盐和金刚石等资源也严重短缺，主要依靠进口；铁、锰、铜、铝、硼需部分依靠进口；部分优势矿产如钨、锡、锑，也因过度开发，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由于资源浪费和不合理利用的现象较为严重，进一步加剧了供求矛盾。
国内外历史经验表明，矿产资源的储备和供应，影响着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一些国家如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瑞典、瑞士、挪威、芬兰、英国和韩国，都建立了完备的矿产战略储备制度，其中美国更是耗资几十亿美元储备了多达93种的矿产资源。我国是发展中的经济大国，意识形态与西方国家有根本差别，目前，世界局势很不安宁，为了应对突发事件，维护经济和国防安全，制定国家矿产资源储备和安全供应战略已迫在眉睫。
我国能源短缺的现实表明，统筹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意义非凡。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以我为主，趋利避害，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把握的重要原则。我们要在更多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它产生的消极影响。
在落实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时我们应注意加快转变管理体制，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特别是要形成维护经济安全的风险防范机制。建立有效的国家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制度，建立有效的市场应急机制和对外经济突发事件快速反应机制；努力实现战略物资进口来源多元化、方式多样化、渠道稳定化，以免受制于人；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建立健全合理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的长效机制，在开放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持经济自主性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提高我国在国际经贸事务中的制衡能力。
在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应努力推进六个“更加注重”：
第一，要更加注重统筹利用好两个市场，扩大国内外需求。巨大的国内市场是扩大出口的基础，为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创造了重要条件；对外贸易有利于形成国内规模经济，促进产品升级换代，同样也有利于国内消费需求和贸易的扩大。据测算，如果人均年消费再增加100元，总消费将增加近1300亿元，相当于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到2020年我国对外贸易翻两番后，出口额将达到1万亿美元左右，比2000年新增7500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量的1/4左右。此外我们要培育国内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我们在拓展国际市场时，在巩固和发展美日欧等传统市场的同时，要加大新兴市场的拓展力度，推进跨国经营，建立我国的国际营销战略。另外，我们还要搞好两个市场的互接互补。
第二，要更加注重统筹利用好两种资源，缓解国内短缺资源的约束。加快制定实施境外资源利用战略，建立多元、稳定、可靠的境外资源供应基地。
第三，要更加注重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充分发挥我国自身比较优势。加强能力建设，把我国劳动力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提高吸纳新一轮产业转移能力，优化创业环境，处理好利用内资与外资的关系。
第四，要更加注重以市场换技术，推动国内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
第五，要更加注重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和东中西部经济协调发展。
第六，要更加注重在开放中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编辑：颜彦）
产业协调发展当走新路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白和金）
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注重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兼顾。在经济领域内部，在各个产业、行业间，同样存在着如何协调发展、统筹兼顾的问题。去年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保持良好态势，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何以科学的发展观审视和求解这一难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自2002年以来，我国的钢铁、水泥、电解铝、有色金属等行业出现了投资过热现象。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数据表明，2003年钢铁行业预计钢产量2.2亿吨，今年年末将接近3亿吨，2005年将达到3.3亿吨，而调查预测，2010年我国钢实际需求量为3.3亿吨左右，这意味着，我国钢铁工业投资已超前了5年；目前我国电解铝产能为546万吨，已经产大于销，但在建和拟建能力还有约500万吨；水泥、有色金属等行业的投资也相应出现了过热现象。
近年来，由于居民消费升级，由过去吃饱穿暖开始转为讲究住行，房地产、家用汽车的需求剧增，势必会拉动钢铁行业和水泥行业的发展。同时，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同样需求大量钢铁、水泥等原材料。从这个角度看，以上几大产业的快速增长有其合理的一面。
但必须警惕的是，在这几大行业里，出现了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的倾向。以钢材生产为例，国内绝大多数钢铁企业，生产不出高档次的产品，只能在低档次的产品上竞争。在水泥产品中，落后的立窑水泥产量占60%，新上项目中有不少仍在采用这种技术。此外，有些地方政府直接投资，或指定其控制的国有企业投资，或利用政府其他资源，所谓“倾全县、全市之力”发展有关项目。这些项目有追求短期政绩、急功近利、不考虑中长期后果的特点。这种行政性重复建设是当前一些行业发展过程中最应当关注和纠正的问题。
这几个行业出现投资过热的倾向，究其原因，主要是结构和体制问题。就是说，这几个行业原有生产能力虽然已经相当庞大，但其主体部分是一批国有大企业，它们由于缺乏科技创新能力和体制、机制转换不到位，其产品结构升级缓慢，规模经济优势未能体现出来，市场竞争力不强，既不能形成对新进入者的经济壁垒，该退出的又未能退出；而非国有经济经过十几年或二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开始具备了进入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的投资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加入WTO又为它们拆除了市场准入的体制壁垒，但非国有资本要直接参入到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有大企业内部去仍然面临诸多障碍和过多的风险成本，因此普遍采取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去发展的路径，凭借其机制灵活和低成本的优势去争夺低端产品市场。这样，就势必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过度投资。因此，遏制新一轮低水平重复建设浪潮的抬头，必须要多管齐下，标本兼治。从国家宏观调控方面，除做好信息引导、严格项目审批、强化信贷风险管理外，应在规模经济标准、质量、技术标准、环保节能、用地标准等方面采取必要的市场准入监管，而且要对国有、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并采取措施降低非国有资本进入到国有大企业内形成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风险成本，以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取代和淘汰落后生产力。
促进行业和产业的协调发展，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应该看到，我们现在所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中国在发展工业化的同时，信息化的发展也很迅猛，要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路子。有关产业和行业在合理布局、协调发展的同时，还要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降低资源的消耗、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我国正处于向新型工业化转变的关键时期。由于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和规模增长很快，很多产业的产能水平大大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大量低效、耗用不可再生资源、严重污染环境为代价的。中国人口是美国的近6倍，是日本的近10倍，如果按照人均占有钢铁量和美日相同的话，中国约需年产10亿吨钢铁，就是把世界所有的钢铁资源都加上也难以满足中国自身的需求。因此，中国不可能重复美国、日本所走过的道路，也不能一味效仿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我们必须深刻地意识到，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大背景下，我们绝不能关起门来“自拉自唱”，搞小而全的行业体系、产业布局，更不能一哄而上，盲目投资，走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老路。要自觉地把我国的各个行业纳入区域、国内乃至国际行业分工协作体系之中，找准位置，合理布局，发挥好比较优势。同时，我们还要选择错位竞争的路径，发展特色化的产业，实行差别化的产业选择和产品定位策略，扬长避短，谋求竞争优势。还要运用非均衡发展规律，促进优势产业和地区率先发展。既要充分调动各地加快发展的创造性、积极性，更要从实际出发，大力引导生产要素向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并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产业、区域流动和集聚，进而带动我国产业更加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编辑：王永前）
关键是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薛凯 周伟）
深入领会和全面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是摆在当前各级领导干部面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梁妍慧表示：“要真正使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必须要解决好观念转换、动力机制和制度保障的问题。”她认为，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关键是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政绩观与发展观相辅相成
“领导干部的政绩观与发展观是密切相连的。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反之亦然。”梁妍慧如是说。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干部在“发展”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误区，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增长率是硬道理”，把经济发展简单化为GDP决定一切。在这种片面发展观的指导下，很多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片面的政绩观。很多地方，上级对下级的考核指标，主要以GDP为主，甚至成为领导干部升迁去留的惟一标准。
与此同时，在以经济数据、经济指标论英雄的片面政绩观的引导和驱使下，一些地方开始脱离地方实际，为追求一时的增长速度盲目上项目、办企业、引投资，大搞“形象工程”、“亮丽工程”、“夜景工程”，给地方发展造成了长期的包袱和隐患。有的地方不顾群众反对，大肆圈地卖地，通过各种手段“挤占”群众利益，在当地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
由此可见，在发展观上出现盲区，就会在政绩观上陷入误区；在政绩观上出现偏差，发展观就会与科学产生偏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必然要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前不久，在中央党校一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座谈会上，中组部部长贺国强从五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政绩观的灵魂和指南；要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要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创造政绩的重要内容；要把重实干、求实效作为实现政绩的重要途径；要把党和人民的需求作为评价政绩的重要尺度。
一位中央领导表示，要坚持看政绩用干部，努力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明确一个原则。那就是，对那些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被实践发展证明确属突出成绩和重大贡献的，必须作为干部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而对曾经被认为是突出成绩、但被实践发展证明是虚假政绩或造成重大损失的，必须加以认定和追究责任，已经因此得到提拔重用的干部，必须坚决撤下来。
据了解，中组部已经提出，要把发展思路是否正确，发展战略是否合理，能否处理好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作为考察领导干部是否树立了正确的政绩观的重要内容。
干部政绩考评亟待科学化
在山东、江西等地采访时，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不无尖锐地向记者表示，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要改革目前的政绩考核办法，否则中央的决策很可能会流于形式。
记者在南方某县采访时，就曾听说过一件怪事：1999年和2000年，这个县几乎所有的乡镇都新修了路，而2001年乡镇换届后，全县再没有一个乡镇修过路。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因为现在的乡镇干部们都在等着换届呐，根本没心思干正经事。”政绩考核和提拔任用对官员施政行为的重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湖南反腐学者王明高，多年来一直从事组织人事工作，他深有体会地说：“正如高考决定着中学生的学习方式，政绩考核也是官员从政行为的‘指挥棒’。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必须要以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作为制度保障。”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看，当前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存在着三大问题：
一是指标设计过于偏重经济发展的内容。在一些地方，政绩考核就看GDP增长，就看招商引资的完成数额，就看财税报表的上缴数据，而其他如教育、文化、卫生、环保等等，都要为之让路。
二是考核内容比较随意。在一些地方，对下级官员的政绩考核缺乏科学依据，往往是上级领导一张口，就把某项工作作为干部考核的内容。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吴江认为，我们现在的干部考核标准，说到底是没有解决以谁为本的问题，各级干部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围绕着领导人的注意力在转。
三是包含项目过于繁杂。王明高认为，现行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面面俱到，显得很全面，其实不科学，也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大趋势不相适应。领导干部不是神仙，一个人怎么可能做得好那么多的事情？
专家们指出，与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相适应，干部政绩考核体制必须要做出调整。梁妍慧认为：首先，要树立群众公认、注重实绩的原则。把群众意见作为考评干部的重要尺度。其次，要完善考评内容。要从单纯地追求速度，变为综合考核增长速度、就业水平、教育投入、环境质量等方面。最后，还要探索采用科学的考评方法与手段。
中央领导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已经提出，要改进政绩评价和考核办法。一是在指标体系的设置上，要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不能片面地用经济指标考核干部。二是在经济指标的设置上，要既重视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又重视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三是在评价标准上，既要看数字，又不能惟数字，坚决防止“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
改革仍需政策配套
落实科学发展观，仅靠观念的转变是不够的。有关专家指出，必须在我们的体制上做出重大调整，才能扭正目前存在的一些不正常的政绩现象和不科学的发展方式。
———要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要首先保证决策的科学性。而事实上，屡屡出现的重大决策失误，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我们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重复建设、银行坏账、生态退化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致因。
王明高指出，“决策腐败”是一种最大的腐败。现在我们的决策机制，往往是一把手说了算。一些所谓专家论证会，很多是走过场。一些领导听不得不同意见。而一旦决策错了，又往往以集体决策的名义逃避责任。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科学的、负责任的决策机制，防止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重大决策失误的发生。
──要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一些地方领导之所以敢于而且能够不顾百姓死活，大搞各种贻害无穷的政绩工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而我们目前的政绩评价和干部选拔体制，往往是由少数领导说了算，“在少数人中选拔少数人”。因此，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必须要与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结合起来，强化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和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
──要同转变政府职能结合起来。现在的政绩考核体系是全能政府下的一种设计。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干预过多，越位、缺位和不到位现象同时并存，反映到政绩考核方面，考核指标就非常庞杂。事实上，如果政府把职能真正转变到公共服务上来，使民间资本真正成为社会投资和拉动经济增长的主体，那么，我们的政府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将会更加协调。这也意味着科学发展观在整个社会得到了比较全面的确立。◇（编辑：林双川）
实 践 篇
“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
———江西探索协调发展之路 （记者 张敏）
生态资源历来是江西的骄傲，江西森林面积已达1.43亿亩，森林覆盖率高达59.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3.15个百分点；水资源总量全国第七，为全国平均量的1.5倍……能否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持并扩大江西生态大省的优势？以开放型经济和工业化为方向的发展思路会不会影响甚至破坏江西固有的生态资源优势呢？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曾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率先提出了“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口号，江西人正以自己的实践探索一条协调发展之路，以期破解这个全球性难题。
从整体发展思路提出至今，孟建柱多次强调，考虑到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江西在招商引资中要有所选择，必须坚持“三个不准”原则：即严重污染环境的项目坚决不准搞；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和职工安全的项目坚决不准搞；黄、赌、毒的项目坚决不准搞。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江西省共审批园区工业建设项目2382个，否决大型项目59个，制止70余家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项目入园，拒绝此类外来资金十多亿元。为江西经济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三个不准”原则出台之初，一些人并不理解，认为这样做虽然保护了环境，但江西还处于工业化初期，不可避免地会对经济提速产生不良影响。对此，孟建柱多次指出：发展经济既要遵循经济规律，也要遵循自然规律。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往往也是同环境保护矛盾比较突出的时期。怎么处理好这对矛盾呢？我们必须把保护资源、保护环境放在我们工作的突出位置。
统计资料显示，江西省去年经济运行质量全面提升，多项经济指标位居历史最高，发展速度居中部六省之首：直接利用国外、境外资金16.12亿美元，第一次进入全国前十位；全省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3％，创近十年来第一；全年财政总收入增长29.5％，是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第一次超过20％。
面对高速发展的经济，江西的生态环境也经历住了严峻考验，江西省环保局提供的数据表明，2003年全省主要8条河流中Ⅰ－Ⅲ类水质断面占监测总断面的75％，比上年增加了13.3个百分点，总体水质有所改善；全省11个区市中有8个区市达到了环境空气二级标准，较上年上升了18.2个百分点；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为79.28，等级为优，在全国排名第八。
从保护到利用，江西也由此开始逐步摆脱传统发展模式，跳出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
在“中国最美的农村”婺源，这里的大鄣山茶连续7年通过欧盟检测，已占据欧盟有机绿茶市场70％以上的份额；全省已有28家食品企业的42个产品通过了国家有机食品认证，通过的数量和有机食品生产基地面积，均居全国第一。江西提出的成为“全国人民旅游休闲后花园”的定位也正是建立在其生态优势上的。婺源一个名叫“晓起”的村庄，从村后600多棵古树名木中看到了商机，2003年该村仅旅游门票收入就逾百万元；仅在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江西就接待游客191.7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亿多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
江西的优良生态环境蕴含着巨大经济效益。江西省去年实际吸引省外、境外和国外资金折合人民币高达830多亿元，全球500强企业已有18家落户江西；一批生态示范工业园区也开始建设。
拥有了生态环境这个“聚宝盆”，江西省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目前，江西省已经被国家列入全国首批8个建设生态试点省份之一。为此，江西省推出一系列制度和措施，全力打造生态江西。◇（编辑：汤延涓）
半岛城市群助 山东经济二次腾飞 （记者 邓卫华）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经济逐步崛起，在1990年达到第一次巅峰———山东人自豪地称之为“一二三四”：国民收入跃居全国第一，工农业总产值全国第二，国内生产总值第三，外贸出口第四。其时，浦东开发尚未启动，放眼神州，许多人发出了“南看广东、北看山东”的感叹。
光阴似箭，时不我待。当广东一路高歌猛进，苏南集体经济悄然变身，“浙江现象”耀人眼目之时，山东人开始认认真真寻找差距：民营经济落后，2000年，山东民营经济创造的GDP仅为邻省江苏的1/3；经济外向度低，坐拥全国1/6的海岸线，地处环黄海经济区的要塞位置，拥有青岛、烟台等一批全国最早的沿海开放城市及一批天然良港，经济外向度却只位居全国第九位，全省60％以上的工业品在省内消化；国企改革任重道远，截至2001年，山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中，国有企业占据60％的份额，曾经主导山东经济的国企正成为改革中“最坚硬的岩石”……
突破点在哪里？山东着眼全国看世界,从全国经济发展的梯度来看，上世纪80年代国家启动深圳开发带动了整个珠三角的全面开放；90年代浦东开发启动了长三角的“二次革命”；新世纪的第一波改革浪潮正在向环渤海地区转移，在山东半岛、京津唐和辽东南半岛这三极中，山东半岛地处最南端，同时又是环黄海经济区的龙头之一，必然承担起“一传手”的重任。山东省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如是分析。
按照区域突破、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2003年7月，山东省正式宣布组建以青岛、烟台、威海三市为主体的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其重点是承接日、韩两国制造业的转移，打造吸引外资的“日韩高地”。同年底，在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的基础上，一个更加宏大的规划出台，山东全面启动包括青岛、烟台、威海、济南、淄博、潍坊、东营、日照的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建设，传统的以“青烟威”为主体的山东半岛首次扩容。山东省寄望这一区域带动山东经济的全面腾飞，并能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山东半岛现已成为我国北方地区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区域之一，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带动山东、辐射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核心地区并非遥不可及的目标。山东半岛拥有发达的制造业生产体系，有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的建材、机械、化学、家用电器、电子通讯业以及一批在全国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大型企业及企业集团，如果能够充分发挥山东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利用地缘优势,积极对外吸引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对内打通与我国中西部的联系，就能够成为我国又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制造业基地，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大约3亿人口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门户和龙头。
山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郑克中教授对半岛城市群战略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第一，从山东的经济结构和文化传统来看，国企比重过大、民资薄弱，尤其是思想观念落后，以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吸引外资的大量进入既可以有效改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同时还可以尽快冲击山东相对保守落后的思想观念，在“民醒、民富”的基础上带动民营经济的全面发展，提升经济运行的内在质量；第二，在环渤海经济圈相对分散的三级中，尽管山东的区位优势是最明显的，但面对国家启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计划、奥运经济将托起“大北京经济圈”的现实，山东半岛的崛起仍显势单力薄，国家有必要对这一区域的发展给予更大的重视。否则，仅仅依靠内部的整合，山东半岛可能退化为长三角与京津唐之间的“经济洼地”。
未来从来就是希望与挑战并存，“居安思危”方能成就伟业！从山东省年初举行的政协会议上传出的消息称，半岛都市群的先遣部队──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的建设开局良好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交通方面，青、烟、威三市已初步形成“两小时都市圈”；人才方面，三地将实行职称、技能的互通互认，建立高层次人才共享机制，同时还将互派官员交流，推进三地环境共建；产业集聚方面，三地已确定重点发展的五大优势产业群──交通运输设备产业群（重点是汽车和船舶）、电子信息及家电产业群、纺织服装产业群、化工医药产业群和食品产业群，相关工业园区的整合正在进行之中。◇（编辑：汤延涓）
浙江：城乡统筹奔小康 （孙金霞 沈锡权）
最近，杭州市萧山区元沙村52岁的农民周永兴领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历本。他说：“以前城镇职工才有医疗本，我们‘土包子’想都不敢想。过去‘小病熬，大病逃’，现在我一年交20元，小病能报销，大病有保障。”萧山区100万农民中，已有91万人像周永兴一样实现了“病有所医”的夙愿。在整个浙江省，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人数至2003年底已达到800万。
这只是浙江农民生活巨变的一个小片断。这种变化得益于浙江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实施。
浙江统筹城乡发展，让农民与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到医疗、养老、就业等各方面的生存和发展权利。而这些权利对农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浙江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2001年，浙江就在全国开先河，以法规形式将农民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建立起城乡一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此基础上，浙江又不断增加新的内容，目前，以“新五保”（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低保家庭子女免费入学、孤寡老人集中供养、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为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雏形已具。
据浙江省民政厅救灾救济处副处长黄元龙介绍，全省2003年支出低保资金约３.２９亿元，已有53万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其中农村44万人。平均保障水平城镇为每人每月208.8元，农村为115.5元。全省农村6.7万“五保”对象中3万多人已实行集中供养，每人每年平均供养标准为3500元。
随着经济发展加快，1999年至2003年底，浙江省征用集体土地200万亩，产生了200多万被征地农民。以往浙江对被征地农民一般采取一次性补偿的方式，不少被征地农民在用完了土地补偿金后，生活便得不到保障。浙江自2003年5月实施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探索为被征地农民构筑一道“生存保障线”。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所需的资金，采取由政府、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的办法，实行多渠道筹集。其中政府出资部分不低于保障资金总额的30％，集体补助部分不低于40％，农民个人承担部分主要从征地安置补偿费中抵交；同时，按比例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风险准备金。
至2003年底，浙江省共筹集到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30亿元，全省已有10个市、５０多个县（市、区）建立了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有30多万被征地农民参加了基本生活保障，其中10万人已开始领取基本生活保障金。杭州市萧山区新发王村农民郭关泉每月可领到263元生活保障金，他拿出由萧山区裘江信用社办理的养老金存折，兴奋地说：“几百年来农民都是靠儿子养老，但是儿子有时给得多，有时给得少，没有这个来得保险。”
在浙江农村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高达40％。在山区、海岛，这一比例超过60％。为解决农民就医问题，2003年8月，浙江正式实施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县为单位，实行大病统筹，重点解决参保农民大额住院医疗费用等的补偿。
为逐步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浙江以低点起步，确定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30元以上，其中省、市、县（市、区）政府财政补助每人每年15元以上。从2003年起，省财政根据全省各地经济欠发达、中等发达和发达三类不同地区，分别按每人每年10元、5元、3元的标准给参保农民实行补助。各级财政对农民的医疗实行财政专项补助，经费直接补助到农民头上。至2003年底，全省27个试点县、市筹资总额超过3亿元，已为3.6万人次的参保农民报销医疗费用。
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是最大的社会保障。自2003年起，浙江探索在乡镇街道建立劳动和社会保障综合管理服务站，承担起当地劳动力资源的调查、配置、培训、维权等职能。通过劳动保障部门延伸到农村的这些“触角”，劳动力供需信息在城乡间实现了共享，进一步促进了农民就业。
同时，浙江全面取消了外出就业证和外来务工证的办理费用，10个县市还取消了公益性职业介绍所的介绍费。2003年9月4日出台的《浙江省失业保险条例》将城乡所有企业、所有劳动者都纳入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人人有工作”，必须以“人人有技能”为基础。以往政府部门只管城镇职工的就业培训，工作对象中没有农民群体。现在，浙江各地按照“政府主导、部门协作、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大力开展农民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就业竞争力。全省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水平已达5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一倍。浙江通过建立一整套城乡一体的制度支持系统，逐步让农民享受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编辑：汤延涓）
落实科学发展观 各地推出新举措
上海：首次将环保投入和研发支出列入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1月12日，上海市市长韩正向上海市第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环保投入、研发支出以及城乡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列入政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2004年，上海全社会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2％，环保投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以上，城市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深圳：不再单以GDP的增长来考核政绩
连续多年保持GDP两位数高速增长的深圳今后将不再以GDP论英雄，而将更多地重视经济发展中资源消耗、社会公平及人的发展等问题，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深圳代市长李鸿忠表示，按照中央提出的“五个统筹”科学发展观，深圳也要转变政绩观，不再单以GDP的增长来考核政绩。为此，研究和制定新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工作已被列为市委、市政府的2004年工作要点之一。
安徽：全面取消农业税附加加强城乡协调发展
安徽省政府决定，从2004年起全面取消农业税附加，这是继2003年取消农业特产税后，安徽农村税费改革又一项重大的政策调整。各乡镇将一律撤销农业税附加专户；对于已缴纳的2004年农业税附加，将及时退还纳税农户或抵顶应纳正税；对于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发生的农业税附加尾欠，一律豁免，不再追缴。取消农业税附加后，村级三项经费将由省财政安排补助，确保村级组织正常运转。据了解，取消农业税附加可直接减轻农民负担近6亿元，并为进一步完善农业税税制、逐步统一城乡税制打下基础。
浙江：农民今年起种粮不缴税
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自2004年起，对全省各地在农业计税土地上种植粮食和油菜的农业收入免征农业税。
减轻农业税收对于加强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别意义很大，是科学发展观在地区协调、城乡协调发展方面的体现。
北京：政府投资向郊区转移，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丁向阳1月９日向外界公布，2004年北京市政府投资总量中的40%将投向郊区县，这一比例比去年增加了１倍多。增加的投资将主要支持郊区县的道路、水、电、热、气、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造福当地居民，推进郊区城市化进程。此外，新增投资还将用于农村公共卫生、义务教育、公共文化设施等领域的建设。
青岛：取消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初中借读费
青岛市教育局最近下发关于取消借读费的紧急通知，规定凡在局属各初中学校就读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本学期学校一律免收其借读费，其就学期间的收费项目、标准等均与本市学生相同，各相关学校不得收取与其就学挂钩的各种赞助费用。新学期实行新规定后，青岛市将有４５００名左右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直接受益。
武汉：给进城民工“市民待遇”
新春伊始，来湖北省武汉市务工的农民工欣喜地收到“大礼包”，进城务工农民可以享受同城里人一样的防病治病“市民待遇”，让疾病预防控制不留缺口，让农民不留遗憾；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与城里的同龄人一样进公办学校上学，充分享受教育公平。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纳入城市义务教育范围，是武汉市政府今年为人民群众办的１０件实事之一。
黑龙江：构筑长效机制促进农民增收
黑龙江省最近提出，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业产业结构、农村经济结构和农民就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构筑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努力实现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５％的目标。
按照黑龙江省的部署，今年全省将以推进“主辅换位”为重点，进一步做大做强优势主导产业。大力实施奶业振兴计划和肉牛发展计划，推动畜产品精深加工，使畜牧业产值在农业中所占比例上升到３８％；推进绿色食品产业升级，重点在质量监管、品牌整合、市场开发等方面实现突破；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拉动农民快速增收。
为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黑龙江省今年将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方针，积极组织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创收。力争使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达到３５０万人，占到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的７８％，拉动农民人均创收５６０元。
四川：拿出部分政府土地收益安置失地无业农民
四川省最近出台省委一号文件，决定从政府土地收益中划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解决因征地而失地无业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从今年起，对因国家征地转为城镇居民的农民，全部实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
四川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必须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紧密结合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对拖欠、挪用、截留征地补偿费和拆迁安置不落实的情况进行彻底清理、查处。◇（编辑：李力）
访 谈 篇 ：
筹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做到四个“同时”：在加快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居民收入增长；在加大经济投入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事业投入；在提升经济质量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环境质量；在提高发展水平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市民素质。
———全国人大代表、张家港市委书记曹福龙谈科学发展观
张家港 ：四个“同时”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记者 李灿）
地处长三角发达地区的江苏省张家港市，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今年“两会”召开前夕，该市市委书记、全国人大代表曹福龙向本刊记者介绍了张家港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路、措施和成效。
曹福龙说，准确把握科学的发展观，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做到四个“同时”。一是在加快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居民收入增长。去年，张家港市完成国内生产总值475亿元，同比增长19.9％，人均达6700美元；实现财政收入67亿元，增长55.5％，占GDP的14.1％，已名列中国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百强县（市）第3位。与此同时，他们提出：坚持以民为本，民富为先，做好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的同步增长，力求在率先发展中率先富民。曹福龙解释说，所谓加法，就是靠发展来拓展就业空间，增加收入渠道；减法，就是靠减负来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增收积极性；乘法，就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促进全民创业，发挥这些工作的乘数效应；除法，就是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农村人口数量。通过这些措施，2003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96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6943元，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高达2.41万元。在未来几年中，他们将进一步加大富民力度，力争到2005年，确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160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超8000元，全面建成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2008年或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达250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将达13500元，其他各项经济社会指标全面统筹协调发展，基本实现现代化。
二是在加大经济投入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事业投入。曹福龙指出，当今城市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综合实力的竞争，而综合实力的背后是蓬勃发展的社会事业的有力支撑。近年来，张家港抓住国际产业和资本加速向长三角转移的重大机遇，充分发挥张家港保税区、张家港港口和各专业园区的联动优势，依托基础设施比较完备、社会事业比较发达的综合环境，全力引进了一批跨国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着力培植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竞争能力强的规模企业，大力扶持了一批产业特色明显、就业容量大的中小企业，打造机电、冶金、石油深加工、粮油食品深加工、纺织、能源等六大沿江产业基地，以大投入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同时，他们加大了对科文教卫体、交通、社保、城市建设等各项社会事业的投入。围绕建设长三角最适宜人居、创业、发展的现代化中等城市的要求，近年来，他们每年都实施为民办实事工程，兴建了一批文化体育设施，改造了城乡电网，高标准完成了沿江江堤建设，建成了一批交通主干道，实现了全市村村饮用长江水。从今年开始，他们将投入135亿元大力度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形成风格鲜明、优势互补、交相辉映的城市发展新构架。到2004年底，各镇至市区车程缩短至15分钟以内，上高速公路时间不超过20分钟。围绕建设高水平小康社会的目标，他们将用3~5年时间，投入42亿元，全面推进农村十项实事工程，使农民的交通、卫生、生产生活环境和社保水平全面与城市接轨，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
三是在提升经济质量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环境质量。曹福龙认为，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两者是有机统一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升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作为全国首家环保模范城市，张家港围绕构建循环型社会的目标，把环境保护纳入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城市规划、项目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市民教育等通盘考虑，坚持把生态平衡、节约资源的理念贯穿到政府决策之中，对环保工作实施了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环保部门“第一审批权”，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既考核GDP，又考核COD（化学需氧量）”。他们广泛开展环保创建活动，加大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全力构筑“绿色通道、绿色家园、绿色基地”等绿色生态系统，大力推进企业清洁生产，节约和保护土地、岸线等宝贵资源，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和布局优化，降低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提高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现在的张家港市，市区空气环境质量优于国家二级标准，生活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l00％，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为70％；80％的镇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全市绿化覆盖率达42％，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11平方米。近年来，张家港市先后获得国家卫生城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生态示范区等荣誉称号，目前正力争成为全国第一批生态市。
四是在提高发展水平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市民素质。曹福龙告诉记者，通过近20年的实践，张家港市的党政领导者们已经树立了一种清醒的理念：加快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人是生产力第一要素，人的素质高低，不仅是人本身的事，也是社会的事。为此，他们弘扬“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始终坚持把抓经济发展与抓创建育文明人有机结合，围绕建设“创新能力高、生活质量高、文明素质高”的“三高型”现代市民社会，逐步完善了以经济为中心、以卫生为基础、以文化为内涵、以育人为根本、以服务人民为宗旨的“五句话”创建思路，以高标准创建全国首批文明城市为抓手，不断推进市民素质提升工程、思想道德建设工程、城市精神塑造工程、先进文化繁荣工程、民主法制建设工程，形成人人诚实守信、团结互助、健康向上的道德风尚，全力打造“诚信张家港”、“文明张家港”。
曹福龙表示，张家港市的目标，是要争当江苏省率先全面小康、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排头兵，成为长三角富有特色和竞争实力的港口经济城市、富有内涵和独特个性的生态园林城市、富有精神和文化底蕴的文明法治城市。◇（编辑：李勤）
统筹协调发展 建设现代昆明 （记者 李自良 李勤）
环绕滇池，昆明人正在打造一个“现代新昆明”。一是有利于增强昆明的城市辐射功能，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二是加快滇池治理步伐，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三是提升城市综合实力，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四是突出城市特色，统筹区域发展；五是彰显昆明的桥头堡和枢纽作用，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
———访全国人大代表昆明市市长章振国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结合历史文化名城、优秀旅游城市的实际，昆明下一步如何发展？全国人大代表、昆明市市长章振国回答得干脆利落：“全面统筹，科学发展，坚定不移地建设现代新昆明”。
“现代新昆明”的思路是环绕滇池发展，把昆明建设成一个“东方日内瓦”。章振国介绍了未来“现代新昆明”“一湖四片”的格局：目前的昆明主城区位于滇池北部，为未来“大昆明”北城，将形成金融旅游服务中心；滇池的东部将形成新兴工业、科研文教园区；南部将形成新型旅游度假区；西部将形成以磷矿加工、机械制造、电子仪表、旅游服务为主的工业城。到2020年，全市主城区将从现在的180平方公里发展到460平方公里，人口将由245万发展到450万，城市空间极大拓展，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区人口密度将由现在的每平方公里13000多人降低到9700多人。
在“现代新昆明”建设的拉动下，昆明市2003年经济呈现快速增长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势头。预计全市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810亿元，增长10．2％，不仅高于全国、全省的增长速度，而且是昆明市继1998年之后首次恢复两位数增长，创造了5年来的最高水平，地方财政收入完成62．9亿元，增长了11．8％。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60亿元，增长了23.3％。
章振国解析了“现代新昆明”的建设对于统筹发展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增强昆明的城市辐射功能，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昆明是云南省人口超百万的城市，全市城镇化水平达到52％，但由于种种原因，昆明市的贫困“包袱”很大，还有3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现代新昆明”思路的确立，将大大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一体化，全面提升城市综合实力。按规划，到2020年昆明城镇化水平将达到81％，就可以说基本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
二是加快滇池治理步伐，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国家、省、市十分重视滇池的治理，但由于资金有限，见效不快。现在，把滇池治理与大昆明城市建设统一起来，统筹规划，同步实施，这是治理滇池的全新思路和根本对策。总体思路将投入３９０亿元引金沙江水进入滇池。农村面源污染占滇池污染的４０％，随着城市化的建设和截污工程的实施，面源污染将得到有效解决。
三是提升城市综合实力，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虽然昆明每年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但与沿海地区的高速增长还有不小差距，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规模太小，城市经济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现代新昆明”思路的确立，将以城市带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使昆明城市规模、社会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有了可靠保证。
四是突出城市特色，统筹区域发展。依托滇池进行环湖区建设，利用便捷、发达的环湖交通，把城市、山水、风景名胜古迹等有机地连接在一起，使山、湖在城中，城在山水中，城市建筑和山水园林融为一体，交相辉映，成为别具特色的山水园林城市和湖滨生态城市。
五是彰显昆明的桥头堡和枢纽作用，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秦汉时期昆明就是连接中国内地和东南亚“古南方丝绸之路”的枢纽。如今，昆明枢纽城市的地位更加突出。目前，航空方面，昆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达到800多万人次，已开通国内、国际及地区航线100多条，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桥头堡和前沿。随着城市功能的完善，昆明市在中国对南亚、东南亚的开放中将日益显出重要作用。
章振国认为昆明正进入了城市发展的黄金时期。据《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评价，在中国50个重点城市中，昆明城市综合实力排第28位，西部地区位列第4位，但城市发展潜力排第25位，西部地区列第2位。
“在发展中按照统筹、全面、科学的思想规划和建设昆明，昆明一定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章振国充满信心地说。◇（编辑：汤延涓）
在保持经济稳定、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长沙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协调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使老百姓真正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得到实惠。
———访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市市长谭仲池
城市建设的和谐奏鸣曲 （记者 汤延涓）
岳麓为屏，湘江如带，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长沙，拥山、水、洲、城之胜，得湖湘文化之魂，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然而，厚重的历史积淀后面，往往深藏着历史与现实不甚和谐的矛盾：城市基础设施陈旧老化，传统观念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日渐凸显。前些年，长沙人对自己所在的这座城市的评价是：“城不城，乡不乡”。
仅仅过了三年，长沙的城市面貌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惊人的巨变背后，是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生动故事。
谈起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话题，谭仲池市长清楚地记得胡锦涛总书记去年10月在湖南考察工作时所讲的三句话：“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谭仲池说：“这三句话，非常生动、形象、通俗地概括了科学发展观，符合国情、民情。”
正是依照科学的发展观，长沙市的经济近几年保持了快速、健康发展的态势，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03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928.2亿元,财政总收入达100.02亿元,为社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3年来,全市共投入城市建设资金266亿元，新改扩建道路48条，拓展城区面积70平方公里。“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既是长沙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宏伟蓝图，也是长沙人着力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山水秀美、文化氛围浓厚的城市环境的伟大实践。
谭仲池说，在保持经济稳定、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长沙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协调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使老百姓真正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得到实惠。
这几年，长沙市民切实感受到了自己身边日新月异的变化：市内结网、市外成环、三纵三横六桥一环的现代化立体交通网络基本形成，湘江大道、潇湘大道、长沙大道、黄兴路、蔡锷路等80多条道路相继新建、拓改、整修，新增道路265公里，全市道路总长已超过1000公里，人均拥有道路面积8平方米，名列全国前茅。
依照市委、市政府“显山、露水、见秀”的思路和“绿树、芳草、鲜花———美好家园”的计划，所有新建道路和住宅小区都做到了绿化配套，使全市建成区的绿化面积达到5219.7公顷，绿化覆盖率达32.63%，绿地率30.22%，人均绿地面积6.74平方米，三项指标全部达到省级园林城市的标准。
如今，漫步在高楼林立的长沙城区，以白沙古井公园、烈士公园为代表的10个大型公园和以五一广场、芙蓉广场为标志的11个市民广场，不仅是长沙城美化、绿化的经典之作，也是长沙市民休闲娱乐的理想去处。用市长谭仲池的话说，就是坚持可持续发展，使城市逐步实现生态化、园林化，市民生活环境显著改善。
据谭仲池介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长沙的教育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每万人中拥有大学生数量居全国首位；同时，政府不断加大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以第五届全国城运会为契机，影视会展中心、田汉大剧院、新世纪体育文化中心等一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日趋活跃的影视文化、社区文化、广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和方兴未艾的歌厅文化、酒吧文化等大众文化使文化古城更添风采。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谭仲池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来，要用科学发展观协调三个文明（政治、经济、社会）建设。2003年，长沙市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资金达3.8亿元，农村特困户救助和扶贫对象达36.9万人。今年，市财政安排了5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对城乡特困家庭子女高等教育的补助；市政府还计划在3年内为进城打工的农民建设20万平方米的廉租房，并启动了农村五保户老人集中供养试点，新建了一批敬老院。此外，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农民减负、县乡公路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建设、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等问题，一一纳入了市政府的工作重点和承诺范畴。
谭仲池说，坚持科学发展观，最终就是为了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编辑：李勤）
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生态。乌兰察布市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把农民、农业嵌入农业产业化链条中，“近期要草，远期要林，林草结合”，农牧民正在生态建设中得到实惠。明天的乌兰察布市不会再是贫穷的代名词，根据和谐发展的思路，这里将成为北京景色秀美的“后花园”，成为一个活力四射的地区。
———访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市委书记韩志然
和谐发展是基础 （记者 殷耀）
地处内蒙古中部的乌兰察布市，由于过去大面积的毁林开荒，垦草种粮，一度变成了风沙源。总人口274万的乌兰察布市，农业人口就占214万，这里的人均财政收入仅占全自治区平均水平的1/3，而贫困人口就占到全区的1/3。乌兰察布市市委书记韩志然说：“一年来，我们把和谐发展的思路贯彻到了全市的实际工作中，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生态。”
近些年，国家相继在乌兰察布市实施了京津风沙源治理、黄河中上游退耕还林（草）、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等生态工程，帮助退耕还林200多万亩、退牧还草300多万亩。此外，从1994年到2000年，这里“自费”退耕还林还草1200万亩，耕地减少了一半，生态环境从根本上好转，为农牧民致富奔小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退耕还林还草面积最大的地方，乌兰察布市各旗县在退耕还林中创造性地工作，模范地实践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农民最切身的利益莫过于脱贫致富，而乌兰察布市在退耕还林中探索出了“近期要草，远期要林，林草结合”的好路子。
韩志然高兴地说：“2003年，在尊重自然和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我们在诸多产业中选择了奶牛、寒羊、马铃薯（包括蔬菜）三大优势产业，并按照统筹区域发展的要求，提出了在水资源富集区发展奶牛业，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发展寒羊业和按照市场导向稳定发展马铃薯、蔬菜的工作思路，引龙头建基地，实行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经营，群众主动进入三大产业链条，干部围绕三大产业搞服务，龙头企业围绕三大产业建基地搞加工，基本上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开发态势。特别是全面推行禁牧舍饲，充分发挥人工建设与自然修复恢复生态环境的双重功效，使农牧业与生态环境、工业经济互促互进、协调发展。2003年全市奶牛存栏达到13.2万头，比上年纯增8万头，年产鲜奶25万吨，是上年的3.1倍；寒羊饲养量达到280万只，同比增加70万只；规模种植马铃薯400多万亩，总产41亿多公斤，不仅为龙头企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且大幅度增加了农民收入。2003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80％来自于三大产业。”
韩志然强调，2003年，根据人大代表和群众反映的意见，针对制约奶牛养殖业发展的资金短缺等问题，市里制定了加快推进奶牛养殖业的实施办法，全市通过银行贷、龙头企业垫、群众筹、大户投、招商引等办法，当年投入资金5亿多元，从国内外调购良种奶牛近5万头，调购寒羊、多赛特种羊20万只。畜牧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村牧区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农牧民增收。
城镇化是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促进工业化和农牧业产业化的重要途径。2003年，乌兰察布市以集宁区和各旗县政府所在地为重点，坚持扩张容量、提升品位和完善功能相结合，建设了一批投资亿元以上的重点工程。
韩志然说：“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还注重了生态移民，把小城镇建设和扶贫移民、生态建设、农牧业产业化发展有机结合，探索出移民安居乐业、稳定脱贫的生态扶贫移民新模式。避免了多年来传统扶贫中资金撒胡椒面的弊端，使贫困人口通过重新择业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稳定脱贫。同时，在扩大城镇规模的同时，使迁出的生态脆弱区减轻人口压力，得以自然修复。”
“明天的乌兰察布市决不会永远成为贫穷的代名词，根据和谐发展的思路，我们会让这里成为北京景色秀美的‘后花园’，我们会让这里成为一个活力四射、充满朝气的地区。”韩志然信心十足地说。◇（编辑：汤延涓）
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走创新之路：要在发展观念上有创新，牢固树立“生态也是生产力”的观念，探索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发展道路；要在发展模式上有新突破，改变传统的资源利用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要通过大力引进市场机制和不断完善干部考核机制，使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日照市：走经济与环保双赢之路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日照市市长于建成
中央这次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国家在发展理念上的一个巨大变革。发展理念不同，必然会带来不同的社会效果，也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应当承认，中央过去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策，否则，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成就。而中央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是在更高层次上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化和提高，是要实行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是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目标、使广大人民群众从中获益的发展。所以，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必须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在基层的各项工作中加以贯彻落实。
结合日照的实际，我认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不能再沿用老办法、老思路，必须要从“三个层次”上进行创新：
第一，要在发展观念上有创新。确实，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是，我们不能把生态保护当作“包袱”，而应视为“财富”，牢固树立“生态也是生产力”的观念。日照已经提出要建设生态城市，其目的就是要探索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既不为发展而牺牲生态环境，也不为单纯保护环境而放弃发展；既创建一流的生态环境，又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从目前看，我们在生态建设方面的大力投入已经获得回报，其意义要远远大于多引进一两个项目。比如，近年来，日照的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大约有一半以上的房产被外地投资者抢购，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们普遍看好这里美丽怡人的人居环境。目前，有6所大学已搬迁到日照或在这里兴建新校区，北大的教授花园也被订购一空，也是看重这里优良的生态环境。
第二，在经济发展模式上要有新突破。一个地方经济要发展，必然要有一定数量的工业；但发展工业，往往会带来一定的污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要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和资源利用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寻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日照市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特别注重抓好“三个层面”的循环：
一是抓“小循环”，建生态企业。日照发电厂的废水利用率达到了100%，灰渣全部被用于生产建材产品。我们另一家污染企业日照森博浆纸通过改造，形成内部循环链，碱回收率达95%以上，水重复利用率达85%，中间产生的蒸汽用于发电和烘干。
二是抓“中循环”，建生态工业园区。有些工业有一定的污染，怎么办？我们聘请了欧盟环境管理专家制订规划，通过科学的功能分区和环保设计，尽量把污染限定在一定的区域内，并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间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园区内废物的零排放。
三是抓“大循环”，建设城市生态经济。日照已提出，要着力培育旅游、教育、体育、房地产、会展等环境友好型企业。在城市上风向、水源地、旅游风景区和环境脆弱地带，严禁兴建工业项目，从源头上控制污染。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凡损害循环经济和生态建市要求的项目坚决放弃。2003年，日照开发区就拒绝了10多个污染项目，舍弃8亿多元的投资。日照市委、市政府认为，从长远看，我们的这种放弃是值得的，是一种真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
第三，要在操作机制上有新办法。目前在贯彻落实中央政策的过程中，很多干部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思想不解放，而在于手段太落后，缺乏适应时代要求的、有效的工作机制和方法。
日照在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准备从构建两个机制入手，来推进科学发展观的有效落实：一是大力引进市场机制。我们将进一步开放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市场，广泛吸收国内外资本参与污水、垃圾处理等设施的建设和经营。比如，过去我们对环卫采取的是国家包下来的方法，效率低下，现在我们把这块拿出来，公开拍卖给6个公司，政府通过合同对企业进行监管，环卫质量明显提高。二是不断完善干部考核机制。干部考核对干部的从政行为有很强的导向和约束作用，政绩考核体系不改，政绩观就很难扭正，短期行为就很难杜绝。◇（编辑：薛凯）
统筹城乡发展，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根本之举。必须跳出“三农”看“三农”，统筹考虑工农业发展，对城乡人力资源进行统筹开发：要运用工业思维，改造传统农业；要发展县域经济，工业反哺农业；要以人为本，大力开发既能在农村致富也能进城务工的新型农村人才。
德阳市：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尝试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德阳市市长 方小方
统筹城乡发展，是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这一提法，是抓到了“三农”问题的根本，为解决“三农”问题指出了新路。
“三农”问题是我们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基层干部都感到，做好“三农”工作，不能再沿用老思路、老办法，必须要有一套带有根本性的解决方案。中央统筹城乡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让我们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一思想突破了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传统思维定势，把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的关系放到一个更高层面、更大背景中来通盘考虑，抓住了解决“三农”问题的要害。
德阳是一个农业人口较多的大市，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很重。去年，我市开始探索用城乡统筹的方法破解“三农”问题，成效明显。全市农业增加值增长5%，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60元，达2790元，增长6%，是近几年农民增收最高的一年。我的体会是，落实城乡统筹的科学发展观，必须跳出“三农”抓“三农”，着重抓好几个着力点：
首先，以工业思维抓农业。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多次强调，要用抓工业的思路、机制和办法来抓农业。实践中，我们借鉴工业组织形式发展农村龙头企业和合作经济组织，移植工业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组织农业生产，运用工业营销策略搞活农产品流通，引入工业融资方法增加农业投入，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我们重点抓了五项工作：一是抓龙头企业。去年，全市成规模的龙头企业已有200多家，带动60万农户，人均增收180元以上。二是抓合作经济组织。我们创造了“公司+协会”、“农户+协会”、“支部+协会”等多种合作形式，带动农户超过40万户。三是抓农产品生产基地。优质农产品基地，是农村工业化的“第一车间”，现在我们已建成十大优质农副产品基地。四是抓市场化营销。我们建设了113个批发市场和专业市场，培养了川粮米业、火花大米等一大批名优品牌。五是抓招商引资、业主开发，借助外力闯市场。
第二，发展县域经济，工业反哺农业。
建市伊始，德阳市委、市政府就提出了“坚持市带县、不搞市刮县”，“放权于县、藏富于民、放水养鱼”的指导思想，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目前，县域工业已占到德阳工业的60%、县级财政的70%。工业的快速发展，为支持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改善农民生活提供了资金积累。近年来，我市以工补农资金累计近10亿元，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
我们还通过提高税收起征点、发放小额贷款、建立担保基金等多种措施，大力推动乡村民营经济的发展，带动农民增收。如我们实施了“回引工程”，仅中江一个县就有1.3万名打工者回乡创业。现在德阳农村二、三产业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超过30%，带动农民人均年增收50元以上，吸纳农村劳动力50多万人。
第三，以人为本，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以人为本”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所在。解决“三农”问题，从长远看，还是要依靠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为此，我们重点抓了三项工作：
一是培养“致富带头人”。走“双向培养”的路子，把党员培养成致富带头人，把致富带头人培养成党员，把带头致富的党员培养成村支书。我们提出，每年下派一批机关干部到基层挂职，每年选派一批村支书到沿海学习，每年发展一批致富带头人入党，每年选拔一批党员致富带头人任村组干部。2002年以来，德阳市农村中，已有60%左右的村支书、村主任成为致富带头人。
二是培育农村“经济能人”。通过创新农业科技与农业经济结合的机制，鼓励科技、管理、营销人员下乡承包和开发，转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三是培训现代“农民新人”。我们加大了农村职业培训的力度，努力把农民工培训成技术能手。今年，市县财政安排了300多万元专项资金，用于补贴和资助农民接受培训，今年力争全市培训农民工15万人以上，使大多数务工者熟练掌握1~2个岗位技术，获得1~2个全国通用的技术证书。◇（编辑：薛凯）
来源：半月谈 | 
